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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基于哈佛癌症指数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610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93例,女417例;年龄60~99岁[(77.3±9.0)岁]。根据围术期是否发生VTE,将患者分为VTE组(125例)和非VTE组(485例)。记录2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吸烟、饮酒、骨折至入院时间、手术等待时长、合并症、围术期电解质紊乱、既往或现患恶性肿瘤病史、既往深静脉血栓(DVT)或肺栓塞(PE)病史、术前口服抗凝药物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评估并确定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哈佛癌症指数构建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风险预测模型:(1)参考哈佛癌症指数与风险分数相对应的转换标准,根据OR 值大小分别确定各个危险因素的风险分值。(2)依据本研究各危险因素人群分布情况,确定各危险因素暴露率。(3)计算人群平均风险分数。(4)计算个体VTE风险分数。(5)计算个体VTE风险分数与人群平均风险分数的比值(X)。参照哈佛癌症风险指数关于疾病风险水平划分标准,确定个体VTE风险等级,通过比较不同VTE风险等级的发生率分布情况,检验VTE风险等级划分的预测效能。通过灵敏度、特异度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的预测效果。采用Hosmer‑Lemeshow(H‑L)检验评估预测模型的校准度。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1 000次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
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骨折至入院时间、手术等待时长、既往脑梗死、1个月内发生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原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围术期电解质紊乱、既往DVT或PE病史、术前口服抗凝药物与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发生有一定相关性(P<0.10)。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OR=2.26,95%CI 1.34,3.80,P<0.01)、骨折至入院时间>1 d(OR=3.70,95%CI 2.24,6.12,P<0.01)、手术等待时长>70 h(OR=2.06,95%CI 1.29,3.30,P<0.01)、既往脑梗死(OR=3.78,95%CI 1.04,13.76,P<0.05)、1个月内发生脑卒中(OR=11.57,95%CI 1.21,110.44,P<0.05)、阿尔茨海默病(OR=3.26,95%CI 1.12,9.49,P<0.05)、原发性帕金森综合征(OR=3.47,95%CI 1.22,9.85,P<0.05)、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OR=4.75,95%CI 2.09,10.80,P<0.01)、围术期电解质紊乱(OR=2.73,95%CI 1.39,5.35,P<0.01)、术前口服抗凝药物(OR=3.86,95%CI 1.18,12.67,P<0.05)与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发生显著相关。基于以上10个危险因素,应用哈佛癌症指数方法构建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风险预测模型,计算公式X=[10×(女性)+25×(骨折至入院时间>1 d)+10×(手术等待时长>70 h)+25×(既往脑梗死)+50×(1个月内发生脑卒中)+25×(阿尔茨海默病)+25×(原发性帕金森综合征)+25×(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10×(围术期电解质紊乱)+25×(术前口服抗凝药物)]/33。个体化VTE风险划分为较低、低、一般、较高和高5个等级,VTE发生率分别为4.8%、11.8%、14.9%、32.3%、73.5%(χ²=87.71,P<0.01)。VTE风险预测模型的AUC为0.74(95%CI 0.69,0.79,P<0.0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3.2%和74.8%;H‑L检验结果提示模型校准良好(P>0.05)。通过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AUC保持为0.74。
结论 女性、骨折至入院时间>1 d、手术等待时长>70 h、既往脑梗死、1个月内发生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原发性帕金森综合征、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围术期电解质紊乱、术前口服抗凝药物是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围术期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危险因素,应用哈佛癌症指数构建的围术期VTE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临床预测价值。通过个体化的VTE风险分级,能够有效识别高危、中危及低危人群,为制订个体化的抗凝预防方案和加强术后监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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